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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学生忆老师:不做历史,他会做帮穷人打官司的律师

发布时间:2016-02-19 09:27:55        来源:中国网

本文作者师从孔飞力先生近八年,她在这篇文章里回忆了老师的点点滴滴。

孔飞力

又是一年大雪纷飞的时候。记得十多年前,也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孔先生顶风冒雪地给研究生上“满清档案”。推门进来的时候,头顶着改版雷锋帽,一身的雪漾子,两颊和鼻子被风刮得通红,一付老式金边眼镜半吊在鼻梁上。我当时缩在门口的凳子上,闻着先生带进来的冷气,嘟囔着“冷……”。他回头看看我和我那群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同窗,长舒了一口气,顿了几顿,突然大声地用中文吼了一嗓子:“我们东北人!”

我时常想起自己的这位老先生。当年被他从复旦本科直录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我没少麻烦他给我吃偏饭。除了每次听他的课,他都偷偷地塞给我一份提要大纲外,每周三他还给我开一个单独小课教我怎么读书。第一本书是史景迁先生的《大义觉迷录》(Treason by Book)。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读他的书?先生回答我说:“史景迁先生文笔更妙些。”

但要细想起来,孔先生的妙语连珠在校园里是出了名的。早些年,老先生身体还算健康的时候,很喜欢南亚菜,也很喜欢拿美食说事儿。有一次在和南亚研究中心联谊的聚会上,他很庄重地宣讲,“We want a department in which none curry favor, and all favor curry!”“借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我们的系变成一个无马屁精可以爬上位,但各个都喜欢咖喱的地方!”

这种举重若轻的智慧在他的研究和教学中,处处可见。我记得,在《大义觉迷录》读完了以后,他教我读的第二本书是Evan教授的《为历史学辩护》(In Defense of History)。这本历史哲学书,连带它写作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判和侵蚀,在孔先生的拿捏下,变得不再那么晦涩难懂。上课的细节,我现在很难再精确地复原。不过,我想这正是孔先生教我那本书的寓意: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有自信,完全复原自己所书写的历史。但在小说杜撰和历史研究之间,二者有着清晰的区别。维持后者职业素养的,是史家如何在其历史阐释,原始史料和现实实体(比如今日的中国)——三者的张力中,找到平衡。而那种平衡,不仅要赢得历史学家们的赞同,还要有很多普通读者的认可。

《叫魂》自发表以来,在中国学界和民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甚至突破学术圈阳春白雪的现象背后,展现的是孔飞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追求。他曾经多次用中文和我表达过:“(中国研究的书)不要写得,让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不像中国。”先生一直坚信,传统和现代之间有着切不断的关系。因此,即使是写乾隆朝的那些事儿,如果是抓住了症结,现代的中国人读起来也会有共鸣。我曾问过他,《叫魂》的最后二章,特别是讲社会性歇斯底里那段,他是否刻意地影射“文革”。他很坚定地摇头说:“没有。是一些中国读者,后来和我说,他们读起来很像自己的文革经历。”

一直以来都有学者提出,孔飞力的作品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很深。但在我看来,孔先生对于各种流派的分野并不十分在意。托克维尔倒是他时不时提起的一位典范。在他看来,托克维尔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所有新问题都埋在旧城墙里面。因此,历史学研究不应该满足于简单的叙事。历史学家应该努力挖掘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比如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结构性根源。这才是历史学真正的立足之本。但如果要触探到到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学者打开学术门户偏见,兼容并包地研究所有相关连带的课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孔先生的著作中,读者会看到很多社会学、人类学、行政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学的内容。我不认为,他刻意地走跨学科的路线以求学术尊位。他很早就功成名就了。他这么做,用他自己中文说,“(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不要糊里糊涂。”

孔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写海外华人的。很多学者曾当面询问我,为什么孔先生放弃了以往的“问题意识”,现在写这么一部类似于叙事性质的书。我一直没有很好地回复过这个问题。先生晚年身体欠佳,我也没有机会向他印证。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零星地和我分享过他的一些想法。首先,华人迁移有很多内在的原因。他们离开故土的背后,彰显着中国历史承转起伏的节点。这些节点往往可能会给我们了解当时社会运行出现的问题一个很好的窗口。再则,他认为晚清到民国的政治转向,海外华人——特别是孙中山和其拥护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富国强兵,更多的时候,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是海外华人的诉求。身居异国,面对复杂的种族差异和冲突,海外华人比世守故土的中国人更加渴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至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各层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协调,离开故土的海外华人并没有直接的经验。

晚清海外华人的经历和理念带给中国的政治启示不仅仅是历史的。有一次,孔先生特地找我谈起了姜戎先生的《狼图腾》。他感叹,中国基于自己上个世纪的悲惨屈辱史,给自己太多“受害者的心理暗示”。而这种挨打后,不顾一切地奋勇直追的心态,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从长远看,都不是好事。“Not healthy!”他皱着眉头说。

“我算海外华人吗?”我问孔先生。

“当然是!”先生笑答。

“我总觉得中西之间有些隔阂,我可能永远无法消解和融合。”

“我们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孔先生很平静地说。

我想这是他这些年治学和修身之依据。因为我们不同,所以必须摈弃自我偏见地去了解别人。因为我们如此的不同,所以中国历史有其自己的脉络和内因。也正是因为我们如此的不同,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的思维去裁定别人。

作为我的导师,孔飞力先生是宽容和仁慈的。从我入门那日起,他对我学识和英文耳提面命地帮助;面对我处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笨拙,他作为长者的理解和宽慰;还有我顽劣地拒绝他建议的欧洲思想史教授,改投保守派教授学习西方政治哲学,他作为学者和导师,不惧政治观点差异和学科芥蒂,无条件地支持。

他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正如他自己希望的。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得益于他的教诲和帮助。只是,作为学生,我觉得我的老师,以他的智慧和韧性,在他那个年代,若不是从事这么一个边缘的领域,他应该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尊重。

“如果不做历史,您会做什么?”很多人,包括我,都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很一致:做律师,那种给穷人打官司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