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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系教授回忆导师宁树藩:那一代学人的单纯美好

发布时间:2016-03-10 15:53:47        来源:

宁树藩先生肖像。

1990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复旦,参加新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共三门考试科目:基础课英语和哲学笔试,专业课新闻史论面试。面试的两位主考老师,便是新闻史大家宁树藩先生和丁淦林先生。考试地点在文科楼三楼,当时的新闻学院资料室。考生抽签随机得到考题,有一点时间准备,然后口头作答,再回答两位先生的提问。

我完全不知口试规则,没带任何参考书,便表示不需要时间准备,抽完签直接回答好了。结果,先抽到一题评述五卅运动和苏报案。我竟然对两位先生说,苏报案有一些基本事实我忘记了,无法述评,当然我也可以按一般套路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政治影响、社会影响扯一通,但我觉得意思不大,既然博士生考试强调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可否容我换一题。如果我还是连基本事实都不清楚,那么说明我专业积累太差,也就无需继续面试,自觉退出就是了。两位先生竟然应允了。这一回抽到的是述评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兼论新闻的社会功能,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思考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宁先生和丁先生。

几个月后,我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1991年9月开始在宁先生门下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我后来才知道,除了两位先生天性宽厚,极大地容忍了我的年轻鲁莽,更是因为两位先生对后辈一向关爱有加,总觉得考试制度太教条,他们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更宽松的自由发挥空间。不过,后来好多年过去了,丁先生看到我,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摇摇头:你究竟有没有读过硕士,有没有好好学过新闻史啊?苏报案都不记得了。宁先生则哈哈一笑: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各有志,不必勉强。

三年博士生学习,宁先生给了我们严格的学术训练。

这其中有史学严谨的考据传统:曾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同届的四位博士生,吴永和、曾建雄、朱辉和我,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图书馆,按宁先生要求仔细爬梳1874至1884十年间《循环日报》的版面内容——这批宝贵的微缩胶卷,由宁先生指导的第一届两位硕士生之一高冠钢,在国外访问期间几经周折购得(另一位师兄则是1980年代末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唯一的传播学著作——麦奎尔和温德尔合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的译者之一,武伟)。后来曾建雄以《循环日报》上王韬所撰写的评论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专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我的新闻史作业写的是1868年创刊的传教士报纸《万国公报》如何报道“夷之奇淫巧计”,宁先生唯一的要求是:言之有据。

除史学训练外,宁先生也非常重视和鼓励我们以媒介社会学路径来观照新闻生产。这也是复旦新闻很早就延续下来的研究传统——复旦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生高冠钢,论文写的是《论美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我曾跟我的一位学生、去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李绿洲说起这一研究脉络,她非常惊讶:“1988年!复旦学长就已经在研究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了!跟专事该领域研究的美国新闻学者丹尼斯·哈林同时起步啊!”由于种种原因,高冠钢博士答辩后论文未能正式出版,宁先生一直深感遗憾,认为这其实是当时国内新闻生产研究极为领先的成果,可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我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是宁先生的课程作业,也是高冠钢博士论文的延续。于我,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我从这个作业开始学习做研究:怎样进行文献回顾,怎样界定和阐释理论概念,怎样搭建研究逻辑。每完成一稿,宁先生都会认真读过,反复追问:究竟什么是“客观”?哲学意义上是怎样的?新闻业的约定俗成又是怎样的?理念上如何?新闻业务的操作实践上又如何?与美国报业的发展脉络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哪些社会因素产生了影响?怎样发展变化?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想当然,每一个论点,都要有扎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逻辑。

宁树藩先生手稿。

说起来,宁先生这一辈学人,令人感受最深的是那种做学问的纯粹状态。我的同事孙玮教授从事新闻学概论教学超过25年,她常感慨宁先生的新闻思想,源自他的天真无邪,赤子之心。比如他在1980年代提出“新闻是信息而非报道”,是对“文革”期间新闻“阶级斗争工具论”的重要反思。和许多前辈学者一样,宁先生虽历经磨难,大风大浪,却一直以单纯之心做学问,是因为先生坚信学术的独立价值,从不为一时的政治风潮所动,也不为任何功名利禄所惑,这是最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宁先生曾提起,即便在“文革”期间非正常的社会情势之下,所写文章也是依材料运笔、据事实说话,而非追风之作。由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宁树藩文集》收入《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一文,虽是“尊法批儒”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报纸约稿,但仍依托于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所藏极为丰富的严复史料而成,多年后选入文集时仅有几处文字删改,内容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

王中先生因“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党报也有两重属性——工具性和商品性,要在商品性基础上发挥工具性”、“满足人民需要是办好报纸的根本”等学术思想在1957年的“反右”中遭到批判,宁先生对王中先生坚持学术真理的勇气非常敬佩,对其晚年境遇亦十分同情。从我到复旦念书直至王中先生离世,我记忆里宁先生几乎每周都会从他政肃路复旦第七宿舍,走去国顺路第九宿舍王中先生家,常常一去就是整个下午。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件小事。一是某天宁先生要去探望王中先生,我说我从未见过王先生,能否带我一起去呢?宁先生迟疑良久,最后说,我希望你永远记住的是王中先生正当盛年时照片上的样子:着长衫,拿香烟,风流倜傥,目光如炬,铁骨铮铮。

二是有一次宁先生从王中先生家回来说,他带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新闻研究资料》去给王先生看,里面有暨南大学蔡铭泽教授的文章《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其中写道:在批判会上“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宁先生将这段念给王中先生听,王先生嚎啕大哭。为此宁先生唏嘘不已,此后反复跟我讲,我们这个学科,没有学术积累,很多所谓争论,其实早有共识,却一而再再而三因政治气候所迫反复无常,就像王中先生的新闻观念,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正确的,不仅那时候被批倒批臭,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还要时不时回到过去,反复纠缠那些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的问题。

宁先生一直想对国内的新闻理论做一番系统梳理,将新闻学的基本问题正本清源,以便打好学科基础、有所积累、继续发展。我入校时先生试图将这一选题交我作博士论文,我那时兴趣在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也自知对新闻理论基础欠缺、力有不逮,未能担此重任。1994年先生74岁高龄,招收了最后一名博士生沈莉。作为宁先生的关门弟子,沈莉在先生指导下系统梳理了国内三十本新闻学概论教材,以《中国新闻学原理建构的宏观考察》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入围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最后一轮,虽抱憾未能最终获奖,但宁先生还是很欣慰,倒不在于他第一次拿到了研究生院颁发的几千块导师奖励,而是这一冒着“得罪”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学术肯定。惜沈莉博士英年早逝,论文最终未能付梓正式出版。不过,沈博士1998年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同题论文,迄今仍是研究中国新闻理论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也算是对先生有所安慰。

宁先生非常重视拓展学术视野,对探求新知始终抱有强烈单纯的好奇心。宁先生曾说他思考“新闻是信息”时,完全没有机会读到过信息论、控制论,而是自己从新闻史的故纸堆里产生的独立思考。记得先生说,如果你说新闻是主观的、是有阶级性的,那么为什么关在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国民党的报纸了解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江姐开始绣红旗?说明不管共产党的报纸还是国民党的报纸,这里面有个内核,这就是信息,是不以党派和阶级性而转移的。在1980年代后期,多学科的海外社科著作开始引进,先生读到信息论、控制论,读到传播的路径和模式,非常开心,觉得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实,一样可以在学理上与这些西方理论殊途同归。

记得我曾跟先生纠缠,举出一些例子说有些报道里面根本就没有您说的信息内核。先生大怒,忿然拍案而起:没有信息那算什么新闻!那根本就不是新闻!那是宣传!不是新闻!!先生将新闻学从学理上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报学),认为传播学研究信息总体,本义新闻学研究新闻信息,传播学给本义新闻学“输血”,以新闻的信息观念、按新闻自身规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思路,为本义新闻学营造了学理追求的空间。记得我在博士二年级时,就在宁先生的课上读完了包括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在内的传播学经典文献。

宁树藩先生的国立中山大学毕业证。

宁先生讲话虽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但毕竟有着年轻时求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功底,阅读英文文献于他并不是什么难事。1987年7月,宁先生出席了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工作坊,他大概是国内除年轻的传播学者如郑北渭、陈韵昭之外,率先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老一辈学者。那次会议的合影里有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家施拉姆和罗杰斯,中国学者只有宁先生与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朱立教授。之后,先生指导的博士生裘正义赴东西方中心访问,回国后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并于1993年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这应是国内最早的发展传播学的经验研究成果。

1987年夏威夷大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工作坊合影。

当然,宁先生更感兴趣的议题始终是新闻学。1994年宁先生再度访美,在武伟陪同下,专程赴密苏里新闻学院拜访了出生于1905年、曾任院长近二十年、当时已退休的Earl F. English教授,二老相谈甚欢。武伟回忆说,当时两位老教授就已经认真讨论了新媒体有可能会对传统媒体和新闻学研究产生的影响。记得有一次魏永征教授来访,师母出门买菜,叮嘱我说宁老师最近身体不好,你看着他们点,别一讨论起学问就没完没了地激动。结果,几小时后师母回来,进门就说:我隔着几层楼就听到他们俩哇啦哇啦,不是叫你看着他们点么?我说我也没办法啊,他们俩一聊起新闻法、新闻伦理就成了这个样子。若干年前,我院一次学术论坛期间,几位老友,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潘忠党教授等等,晚上相约去探望宁先生,刚一坐定,师母为每人沏上一杯老家碧绿清香的安徽毛峰,先生就开口了:你们每个人最近都在做什么研究啊,给我讲讲吧。又说,小潘啊,美国新闻学研究这些年有什么进展?关于“新闻”啊、“客观性”啊这些基本概念有什么新的看法?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如何?你有什么见解?美国报业遇到哪些问题?……就这样,一晚上时间飞逝。我们怕先生太累,然而先生兴致很高。临走,先生送大家到门口:下回再来啊,你们给我开阔了眼界,不然我思想就僵化了。

宁先生手头有一册国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史著作,里面提到一份叫做《广州纪录报》的报纸曾出版过号外。这份创刊于1833年的报纸,被新闻史著作教材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然而宁先生说,别说号外,国内新闻史研究者似乎没有人见过这份报纸。2000年,我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访问,先生说:你能不能在伦敦停留一两天呢?大英图书馆可能藏有这份报纸。果然我查阅到了这份报纸的微缩胶卷,花了几乎一整天时间一页一页看过来,终于找到了那份号外,也就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报纸最早的号外,内容是东印度公司与清政府谈判破裂,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利益强烈辩护。我复印了这份号外带回来,宁先生非常欣喜,说这么宝贵的史料,整个微缩胶卷你都应该买下来啊。2002年秋天,宁先生赴广州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特地嘱我将这份号外的复印件装裱一番,送给了暨南大学新闻系。

宁树藩先生的部分编著著作。

宁先生天性善良宽厚慈悲,对后辈学人非常关注,只要看到好的学术成果,总是不吝溢美之词,烂漫得像个孩子。记得我在读博期间,某天宁先生很兴奋地拿出一叠厚厚五百格稿纸给我看,说刚读完一位陌生的年轻学者请他过目的书稿。我问:您看完了怎么评价呢?先生给了六个字:此生大有可为。这位年轻学者叫黄旦,这部书稿就是1995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宁先生欣然作序的《新闻传播学》。

又一次,先生忽然问我,《南方周末》一位叫刘小磊的记者你熟悉么?我说我知道他,但并不认识。先生说好遗憾啊,我也不认得他,他给我写信说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难能可贵啊。这部译著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曾跟先生提起,看到网友评价这本比另一出版社另一译者的版本要好得多,先生笑眯眯,反复说:难能可贵啊,难能可贵。

对于很多年轻学生,宁先生也非常非常容易亲近。多年前我的一位硕士生陈立斌,曾帮宁先生校对过文集书稿,毕业之后时不时相约三五年轻朋友去先生家里小坐,新年也会给先生寄贺卡拜年,宁先生很是欢喜。陈立斌给我看过他在岁末新年收到的先生和师母的手书贺卡,语气极为尊重,很难想象这是一对年近九旬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夫妇,写给他们学生的学生的。2013年夏天,我与我的博士生楚亚杰一起去宁先生家,先生问了楚楚的博士论文,说你做网吧研究这是我不了解的啊,你们年轻人真好,可以接触和研究很新的东西。那时候先生正忙于他的地方比较新闻史研究,手边堆满大摞大摞的文献,借助放大镜修改文稿,还说楚楚你去清华大学做博士后,应该会学到很多复旦学不到的新东西吧,以后回来你要记得来给我讲讲。

宁树藩先生毕业照。

2015年整个暑假我都在国外,记得6月12日,我临行前去宁先生家里,用手机替先生和师母拍了几张照片。那是我最后一次替先生拍照。我很后悔那天没带单反,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二十五年前,我走进复旦考场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很庆幸能在复旦遇到这么好的先生,也总是生怕自己稍不努力就辜负了他们。如今丁先生和宁先生都驾鹤西去了。我始终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位同事在宁先生家,看到丁先生满头大汗拿着几页旧报纸敲门进来,说宁老师你要的那些个史料我帮你找到了。两位老人窸窸窣窣埋着头,翻看那几页旧报纸,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老半天。

黄旦教授后来在我们的“中外新闻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暑期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过这个故事:酷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顶着烈日,来给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学者送几份史料。他们这一代学人,那些真知灼见,就是这样一点点扎扎实实从故纸堆里产生的。他们走了,复旦新闻学研究史论结合的这一脉传统就断了,那一代读书人学术就是人生、学者的方式就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单纯美好,也被带走了。